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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三农”改革期盼“温州模式”

  • 时间:2008年11月17日 10:06 稿源:温州网-温州都市报http://www.66wz.com/    字体:
  •   为更好地展现温籍学人的风采,让市民在家门口享受一场思维盛宴,前不久闭幕的第二届世温会首次举办“温州学人活动日”,邀请海内外的温籍专家学者,分别在我市各高校和科研院所等单位举行60余场讲座。

      今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系统回顾总结我国农村改革发展的光辉历程和宝贵经验,研究了新形势下推进农村改革发展的若干重大问题,作出若干决定,如允许农民以多种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等,对“三农”改革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浙江工贸职业技术学院特地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生导师王春光,从温州人的视角来解读十七届三中全会“三农”改革问题。

      嘉宾简介:

      王春光,1964年3月出生于永嘉县下寮乡一农民家庭。1985年毕业于原杭州大学(后并入浙江大学)哲学系,获学士学位;1988年毕业于南开大学社会学系,获硕士学位;1994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社会学系,获博士学位。

      现为中国社会学学会副秘书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国情调查研究中心执行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2007年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其主要研究成果有专著《中国农村社会变迁》、《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等,论文《巴黎的温州人——一种独特的融入模式》、《中国乡村自治的社会和文化基础》等。

      社会学研究从研究温州人开始

      讲座开始之前,王春光首次透露了自己走上学术研究生涯的经历。

      王春光笑言,自己小时候的生活理想是进城当个工人,混口饭吃,然后讨个城里老婆,没想到后来会走上学术研究这条路。初中毕业那年,因为家里穷,父母决定让他跟随亲戚外出弹棉花。当时汽车票都买好了,第二天就要出发,没想到当天晚上接到了高中录取通知书。当晚,家里开了个家庭会议,父母最终决定支持儿子上学,从此改变了他一生的命运。

      “我的社会学研究其实是从研究温州人开始的。”王春光说,因为温州孕育了许多丰富的社会学素材,他的博士论文就取材于当年的北京“浙江村”,为此他在以温州人为主体的“浙江村”里生活了一年多时间。后来,他又去法国巴黎,花3个月时间研究当地温州人,发表了论文《温州人在巴黎和北京的行为方式——社会网络研究》。

      近年来,王春光一直关注家乡,努力反哺家乡,尤其是今年,他参与编撰了一部“温州蓝皮书”——《2008年温州经济社会分析和预测》。据悉,这是全国首部地市级城市“蓝皮书”。谈起出书的初衷,他说,经过30年改革开放的洗礼,温州很有必要对现状予以反思,对自身的社会经济发展做一个总体研究,此外还可以通过这个平台,把温州学人的力量整合起来。

      金融危机影响到捡垃圾者

      从2002年开始,王春光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农民负担和农村社会分层研究》,从此把研究的重点投向“三农”问题。今年10月,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作为多年研究“三农”问题的学者,王春光对自己和同行的一些研究成果,被吸纳入这个影响农村今后改革发展的行动纲领而备感欣慰。

      在解读《决定》之前,王春光首先简要分析了国内外经济形势。

      不久前的一个星期天,王春光带孩子去上奥数辅导班,路上碰到了一名正在捡垃圾的河南农民。他随口问道:“最近怎么样啊?”这位农民说:“很不好。”他追问了一句:“为什么不好?”农民回答:“国际金融危机啊!”

      发生在美国华尔街的金融危机,居然会给一个中国底层的拾荒者带来影响。这位农民说,去年废铁废钢卖得很好,易拉罐一毛钱一个,现在一分钱一个也没人要。王春光感慨地说,这种经济发展形势对每个人来讲确实是一种挑战。

      王春光分析说,相比之下,发生在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没有对我国经济造成重大影响,这说明如今的全球化速度非常之快,全球化水平非常之大。同时这也提醒我们反思:我们的经济发展是不是面临着一个缺陷?我们是不是太依赖国外?有哪些值得思考的问题,以及如何来调整这些问题?

      就当前的国际政治而言,王春光认为,西方国家对中国的要求很矛盾。当我们要办奥运会的时候,人家说你没资格;当全球遭遇金融危机时,人家又说你是大国,要负起责任,要出手帮助美国。但事实上,我们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城乡差距非常大,经济与社会发展很不平衡,这些实际上都与“三农”问题有关。

      农民应有自己的产业组织

      中国13亿人口当中,农民占9亿。可以说,中国问题就是农民问题,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没有国家的现代化,没有农村稳定发展,全国就很难安定繁荣。那么,当前农村有哪些困难呢?《决定》中提到三点,即农业基础薄弱,农村发展滞后,农民增收困难。

      王春光说,关于这方面的解释很多,比如国家对农村支持力度不够,财政投入比重小等等。他认为,农民、农业和农村的问题,已经成为一个产业结构性的问题,说白了,就是城里人决定农村人,城乡存在着十大制度性差别,尤其是城乡土地政策差别,这也是《决定》在起草时争论最激烈的一个焦点。

      “很难想象,在国内有些地方,农民1亩地在城市化过程中只得到3万元钱,村集体还要截留其中一部分,因为土地是村集体所有。”王春光说,为什么国有土地可以直接进入一级市场,集体土地必须要先国有化,然后再进入市场?这种制度设置是相当不合理的,明显带有歧视。“城乡一体化建设用地”是《决定》中的新提法,允许农民依法通过多种形式参与开发经营,并保障农民合法权益。但是实际操作起来相当复杂。

      王春光认为,现在国家允许土地经营权流转,可以发展家庭农场、农业规模化经营、农业合作社,可实际上农民在组织化当中水平非常低。

      “农民应该有自己的产业组织。”王春光说,近年来我市农村开展的专业合作社搞得不错,他建议有关部门要注重培育农业组织,逐步提高农产品价格水平,避免出现谷贱伤农、果贱伤农等现象。

      城里人也好,政府官员也好,应该给农民更多的发展机会,达到真正的共同富裕。王春光说,这个愿望很良好,但道路很长,因为涉及到很多利益博弈的问题。

      希望家乡创造温州“三农”模式

      闻名天下的“温州模式”发端于温州的农村,但改革开放30年来,温州农村的发展与城市发展仍存在较大的距离。对此,王春光认为,这次国际金融危机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思考,给政策决策者提供了一个很好机会,当前应当要及时调整原先的发展目标和发展策略,温州要用足、用活十七届三中全会政策,比如在发展农村专业合作组织、土地流转等方面进行探索,用政策引导城市资本向农村流动,这里头的发展空间很大。

      王春光说,几十年来,虽说是“工农联盟”,但在计划时代,工人地位很高,农民地位很低。现在呢,工人和农民的地位都下降得很快,在全国十大阶层中,工人排行第八,农民是第九。所以必须要推进城乡一体化、公共服务一体化,慢慢提高农民的地位。具体来讲,应该鼓励一些大学生到农村从事农业活动、政府出台相关的农业创业优惠政策、实现城乡人员的双向流动等,使温州的城乡差别越来越小。

      “改革开放30年,我们创造了世人瞩目的温州模式。如今在这个时代新的转折点上,希望家乡能在三农问题上再创一个新的温州模式。”王春光如是说。

      市政协办公室

      温视公共频道

      温州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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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叶锡环

      公共频道记者 翁逻沿

      卢胜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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