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网讯 李志林1960年6月21日出生于乐清市福溪乡甸岭岗村一个农民家庭。他在家乡的小学复式班完成小学学业。1974年福溪中学初中毕业，1976年仙溪中学高中毕业。1978年考入西南交通大学并留校任教。1985年，他作为访问学者被派往英国留学，1986年获格拉斯哥大学奖学金，1990年获博士学位。之后，在英国新堡大学当过博士后副研究员、英国南安普顿大学及德国柏林工业大学当过博士后研究员。1994年初到澳大利亚科廷工业大学任讲师。1996年到香港理工大学土地测量及地理资讯学系任教。

　　李志林在国际上首次用实践与理论两种方法系统地揭示了数字地面模型精度与采样密度及地形坡度的关系，为多快省建立数字地面模型提供理论基础。在国际学术刊物上发表的多篇论文已成为这一论题的经典参考文献。他的专著《数字高程模型》英文版由英国著名的出版社出版，成了该领域的第一本英文著作。

　　在数字地图的多尺度表达方面，李志林曾于1992发表了国际公认的Li-Openshaw算法(线条综合算法)、1993首次发表了空间现象客观表达的“自然准则”。他在这方面的专著《Algorithmic Foundation of Multi-scale Spatial Representation》(多尺度空间表达的算法基础)也是该专题的全世界第一本专著，由英国出版社Taylor & Francis在2006出版。

　　由于这两方面的科学贡献，他获得2004年度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合作)。香港理工大学曾两次授予他《校长特设杰出成就奖》(科研)，这在香港理工大学至今是第一次。

　　李志林现为《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Geographical Information Science(国际地理信息科学杂志)》的编委、英国《The Cartographic Journal(制图学杂志)》的亚洲区主编、国际制图学会副主席、中国测绘学会名誉副理事长。

　　采访对象：李志林著名地理信息专家香港理工大学教授(以下简称李)

　　专栏主持：金辉本报记者(以下简称金)

　　香港理工大学在当地是一所著名大学，前身为香港理工学院(由香港工业专门学院和香港官立高级工业学院发展而来)，成立于1937年，为香港历史最悠久的大学之一。近十年来，理大经历了大规模又迅速的扩展，现为全港学生人数最多的“教资会”资助的大学。

　　这所大学有一位教授在国内外颇有名气。2004年他获得国际摄影测量与遥感学会的“Schwidefsky奖”。在发稿前我们又获悉今年召开的第21届国际摄影测量与遥感学会上，他又被授予“Gino Cassinis”奖。他是全世界唯一两次获得该学会杰出研究贡献奖的学者。他就是李志林，温州人。

　　穿过没有围墙的校园，我们行走在红砖砌成的教室、办公楼、实验室的小径上。李志林的办公室不大，堆着许多书籍资料，墙壁上还挂着当年颁发的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证书。李志林的外表与他的身份相近，斯斯文文，连说话也是轻言轻语的，很儒雅，很绅士。

　　首位中国学者获奖

　　金：前些日子贵校协理副校长滕锦光回老家，我们采访他时，他推荐了您。他说您不仅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而且还获得了国际摄影测量与遥感学会Schwidefsky奖章，是中国学者中第一位获得这个奖的人，您能说说您的学术成果，以及在我们生活中的实用价值吗？

　　李：近年来世界各地都在发展，地形、建筑、道路等变化迅速，地图需要不断更新才能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现时全中国不同类型、比例的地图繁多，按照目前的技术，如果将现有的地图全部更新一次，需要5至10年时间。我们现在的想法是只需更新最大比例尺的地图，其他比例尺的地图更新应该由该比例尺的地图派生而自动生成。只有这样，才有可能使更新速度跟上发展的速度。我现在想解决这过程的自动化问题。

　　另外，建立高精度的数字地面模型对许多土木工程起到关键作用。我给你举一个例子，几年前曾有人建议由西藏引水至黄河以解决北京、天津一带缺水问题，中央政府有高层人士对这个建议感兴趣。但用数字地面模型对他提的路线进行分析后发现不可行，避免了人力物力的浪费。

　　金：您出生在乐清福溪甸岭岗脚，那是个山峦连绵的穷乡僻壤。当年您在家乡读书时是否曾想过自己会选择研究地图综合技术吗？

　　李：当年想到的只是如何跳出山沟摆脱贫困啊。我家地处乐清与永嘉、黄岩三县(市、区)交界，是个闭塞的小山村，父母是目不识丁的农民。我5岁那年，父亲得了重病。为了医治父亲，变卖了所有的家产还不够，得到处借钱。青少年时代的我是在极度贫困中度过。当时连红薯干都不够吃，糠饼、野菜也抢着吃。由于长期吃不饱，所以我的身材一直很“苗条”。但尽管家穷，母亲还是支持我上学。她说，只要你学得好，即使要饭也会供你的。

　　改革开放改变了命运

　　金：是高考改变了您的命运吧。高考的恢复是邓小平的英明决策。今年恰逢改革开放30周年，回眸30年来的变化真是天翻地覆，您说是吧。您还记得当年高考日子里的情景吗？

　　李：怎能忘呢。1976年我从仙溪中学高中毕业，只能是回家务农，挣的工分是5分，成了半劳力。在家里，我学会了劈竹打篾。

　　1977年9月的一天，我挑一担簸箕到大荆去赶集。凌晨3点多出发，早上7点多赶到集市。当时在大荆工作的高中同学董训观到集市找到我，请我吃了午饭。他告诉我：恢复高考了，仙溪中学要在10月农忙假的两周办个高考复习班。我说：等我将几百斤毛竹做成的簸箕卖了后就去。由于时间急促，仙溪中学考试成绩不理想，76届只有我一人上了录取线，老师和同学们都为我感到高兴。但是，谁也想不到政审出了问题。后来得知是当时的乡村干部在我的鉴定上写了不实的评语，因此我没有被录取。1978年初，中央决定扩大招生，我们这些1977年考上了但没有被录取的考生都收到重填志愿的通知。为了增加被录取的机会，我填了温州师范专科学校为第一志愿，结果还是没有被录取。我当时心里的确很难过，感到希望破灭，都哭过好几次。

　　金：在这里，也记录着当时的历史痕迹：不实事求是的鉴定对于一个人的命运仍起着生死攸关的作用。是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了根本性的变化，现在高考学生就没有这些负担了。您明知鉴定对您不利还去再考是吗？

　　李：听我说。这时，同学徐炳昌的一个亲戚在江西包了一批农活，我想去那里打工。在这十字路口，哥哥李志孩提醒我：要不你就再试一次，如果今年还上不了大学明年就去江西打工也不迟。我接受了哥哥的建议，准备再考一次。但是当时我们村在学大寨筑小水库，白天黑夜地干，不许旷工。如果旷工就会被重罚，所以我没有时间复习功课。到了5月份，仙溪中学又要在农忙假的两周办个复习班。我征得妈妈的同意后作出了有生以来的第一个重大决定：接受生产队的罚工去复习。老师及同学们都非常同情我，他们处处帮助我、鼓励我、给我提供方便。记得家住学校附近的金少杰老师甚至将自己的办公室都让给了我们。这样，1978年我又在仙溪中学复习二个月便参加了“文革”后的第一次全国通考，我被西南交通大学测绘专业录取，当时的鉴定不发生作用了。我觉得1977年高考时发生在我身上的事的确很不幸，但对我来说并不一定是坏事。说实话，如果没有上重点大学，也许出国留学的机会就少多了，我人生的道路肯定跟现在不一样。所以我现在对当时的乡干部没有任何气愤。

　　金：过去的都变成了回忆。现在看来，宽容，是人现代化的标志。您大学毕业之后，到英国留学，获得了博士学位，您觉得博士学位对您的人生影响大吗？

　　李：1985年，我作为访问学者被派往英国留学，进入英国格拉斯哥大学的地理和地形学系。因为我在西南交大学的是铁道工程测绘，在此基础之上，我开始主攻数字地面模型的为多快省建立之理论。在英国的7年时间里，我不仅完成了我的专业，在自己的领域走向了国际前沿，同时也练就了英文写作。我现在有两部著作是用英文完成的。你想想，这与我当年在老家连ABC都没有读过时是多大的差异。这里给我的感慨很多啊！这就成了我能到德国、澳大利亚及香港工作的基础。

　　在国外时间长了，见识广了，眼界开阔了，境界也不一样了，一切都有退一步海宽阔天空的感觉。

　　在世界学术领域最前沿

　　金：您当选国际制图学会副主席,这是不是意味着您的数字地图理论研究在国际上的地位？目前世界最前沿的水平如何？

　　李：去年秋天第23届国际制图大会在莫斯科举行。由中国测绘学会推荐，我参加了国际制图学会副主席职位的竞选，结果淘汰了俄罗斯及匈牙利对手当选。这不仅是我个人被国际同行的认可，更是中国制图(理论研究及生产)水平得到了国际同行的认可。在制图理论研究方面，目前中国已是大国但还不是强国，这有待于我们继续努力。我的任务是提升中国在这方面的研究。

　　金：我曾看到您的一篇有关《论合作》的文章。您是搞理科的，怎么也研究起社会学的问题，您能简单地介绍文中的观点吗？

　　李：那是我在英国留学期间思考的问题。我当时对东西方人的思维差别感兴趣，想对中国人的“一盘散沙”现象作一揭示，并提供一个药方。我发现不合作现象有好多原因，但归根结底是对“合作环境”有误解及对合作策略缺乏认识，结果是只顾局部的眼前利益而失掉长远的整体利益。合作论讨论的是战略性的问题，即怎样通过合作去获得最大的长远的整体利益。合作论强调：很多时候，人们交往都不是“利益得失总和为零”的游戏，大家合作则双赢，否则两败俱伤；合作是长期的关系，不是一锤子买卖，诚信特别重要；合作是群体的关系，不是简单的两人(或多人)之间的关系，每次不吃亏的人有可能实际上已吃大亏。合作论对怎样改进领导艺术及怎样提高个人修养等有帮助。理论分析与实验结果表明：具高鉴别能力的策略—— “一报还一报”是最佳策略。它告诉我们要有诚意、不做“老好人”，要宽容，不要耍小聪明，不要老跟别人比，不要多疑，使他人知道自己的策略并坚持这一策略。

　　金：是的。人的智商重要，情商更重要。您经常回老家看看吗？您太太和子女都在香港吗？

　　李：前几年我每年回乡过年。过去从乐清城区到福溪坐车要爬山，需一天才能到，如今有车可到家门口。我母亲现还在乐清，在那里还有我的哥哥姐妹，是我魂牵梦绕的地方。所以我有空便会回去看看。

　　我的太太和子女都在香港，我家像“联合国”：两个儿子，分别在澳洲、英国出生，他们现在香港读中学，太太是山西人，她为了这个家放弃了自己的专业，现在是专职太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