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佳玮

　　最近，关于寻找“世界第八奇迹”琥珀宫的报道，在世界新闻中炒得沸沸扬扬。这座原藏于俄罗斯圣彼得堡市王宫、后在二战时被纳粹掠走下落不明的旷世珍宝，近年来又重新点燃起世界各地寻宝者们的狂热激情，甚至有人提出将用20吨琥珀和黄金，重新打造一个琥珀宫。

　　但考古专家们奉劝了这么一句话：“再造一座琥珀宫不难，就像你临摹毕加索的画，要仿制得非常逼真，也并非难事。但要清楚的是，真正的毕加索只有一人，真正的琥珀宫也只有一座，毁掉后就永远不在。”

　　所有从历史深处走来的古迹，都是易碎品。若当时盲目地不加珍惜，必将留下难以磨灭的遗憾。毁掉的，已永远不在；留存的，该如何珍惜？

　　相对于已经逝去的琥珀宫，今天这个故事的主角，是现位于文成县松龙岭的红枫古道。上周，本报刊登了一则由读者来信引发的新闻报道《红枫古道翻新，是锦上添花还是美人破相？》，吸引各方关注。据报道，有当地村民正在对保存尚好的松龙岭红枫古道进行翻修，使古道变新路。由于该古道尚未被列入县文物保护单位，有关部门也无法干涉村民修建。这一翻修，到底是使古迹锦上添花，还是一种破坏，众人各执一词。

　　有村民认为，把古道修得更好走一些，游客就会更多；游客多了，就能更好地促进当地旅游业发展，成就出一条“致富之路”。

　　按照这番逻辑推理，看起来似乎挺顺。其出发点，也是急公好义，既谋一方村民的致富之途，又让游客们走得更方便。但深思之下，这一事件所引出的问题，却足以发人深省。

　　其一，当古迹还未被列入文物保护单位时，对它的保护和修缮有无章法可依？

　　众所周知，对于文物保护单位，我国有《文物法》对其进行法律上的明确保护，其修缮也须有统一的规划方案，并报相关部门审批。但反过来说，《文物法》保护的前提，只是那些已被列入文物保护单位的古迹。对于尚未被列入文保单位的古迹，在缺乏他律的情况下，自律似乎成为唯一途径。

　　在民间，这种自律有时表现为一些看似简单的约定俗成。我记得小时候住在华盖山脚下时，对那里的两口古井记忆尤为深刻。一口古井在坡上，供日常饮用；另一口在坡下，供洗涤之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附近居民们始终沿袭着一条准则：绝对不在坡上那口古井边洗衣洗菜、倾倒垃圾，为的就是保持饮用水的干净无污染。

　　但我们也看到，这种无强制执行力的自律，要承担起保护古迹的沉重使命时往往力不从心。一旦有人不愿遵从既定规则，就很难使这种自律维系下去。在对非物质遗产的保存中，这种无力感尤为突出。那些口传心授的古老技艺，在经济大潮的冲击下日渐式微，没有后人再愿意耐着辛苦守护传统，失传似乎成了很多古老技艺逃不脱的宿命。

　　法律制度的保障，是对古迹、古老技艺的一种保驾护航。但若古迹一味地等待申报文保单位，过程中仍会存在保护空白期。现在，针对古迹的旅游开发方兴未艾，各地都想借此谋出一条致富之路。当旅游开发遇上保护空白期，一旦盲目失控，古迹的命运也就岌岌可危了。

　　其二，古迹之美，到底是修旧如旧，还是彻底更新？

　　修旧如旧与彻底更新，已经是古迹修缮过程中一个长期争论的话题，专家有专家的一番理论，百姓也有百姓的一番观感。有人喜欢焕然一新的面貌，有人中意古朴盎然的韵味，就像萝卜青菜各有所爱一样。

　　但每一个古迹上每一寸斑驳的痕迹里，都原汁原味地保存了一段历史的记忆，或辉煌、或壮烈、或内敛、或张扬，无不默默承载着一段先民曾经生活过的印记。若只是按照个人自身的出发点进行修缮，不尊重客观历史，势必会破坏古迹的原真性，导致其中所包含的历史信息丢失。

　　在对松龙岭红枫古道的报道中，有这样几句话让我看后尤其心惊：“抬头一望，前面的红枫古道，已然是红枫新路，簇新的条石铺就的路面，缝隙还灌上了水泥浆。沿途可见修路时路边的山体被开挖，有的古枫被挖得树根裸露受伤……”

　　这一株株古枫，在风霜雪雨中傲立了上百年，却在这样一个本不应该发生伤害的情况下遭到破坏。试想再重生一株古枫，需要的可是百年的时间啊！这样的事件，是一声声警钟，它要求我们不管是修旧如旧，还是彻底更新，都必须在始终坚持不改变原状、不伤害古迹的原则下进行。

　　古迹的生命，脆弱而坚强。它在风雨中坚守了百年、甚至千年，但同时也极有可能在我们手中脆弱得不堪一击。面对古迹，下一次，我们还会怎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