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秀慧

　　我国第30个植树节刚刚过去，最近几天的电视和报纸上，有不少市民参加种树活动的报道。春风荡漾里，人们捋起袖子，握着铁锹合力种下一棵棵绿色幼苗的场面，看着让人高兴。

　　自从1981年五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关于开展全民义务植树运动的决议》，种树，就成了每位年满11周岁、未满60周岁(女性55周岁)的中国公民必须履行的法律义务。

　　然而，我们只要看一看自己、家人和周围的人，就能知道，到底有多少人在认真履行这项义务。

　　我在周围认识的人里做了一个小调查。结果发现，人们大都知晓3月份有个植树节，但多数人认为只要单位不组织去种树，这节日就和自己没什么关系，植树造林是有关部门的责任。只有极少数人知道，种树是每年要履行的义务。“这树是种在公地上，长大了也不归我，怎会是我要尽的义务？”一位自己开公司的朋友提出质疑。

　　这样的疑问，恐怕许多人在心里嘀咕过。嘀咕的结果，是很多人把这个并不具有强制性和约束力的法定义务“高高挂起”。义务植树，尽管具有法定效力，却因缺少具体的处罚和保障措施，在实际执行中被大打折扣。

　　为了扩大义务植树的知晓度，提高公民参与度，去年植树节前，国家林业局曾利用手机短信的方式在全国范围内提醒适龄公民要履行义务。前几天，海南省海口市宣布，要把植树节变为植树月，方便更多群众参与。云南省昆明市则宣布将建立义务植树登记制度，要对不能履行法定植树义务的适龄公民收取义务植树以资代劳费。可谓用心良苦。

　　温州，是个少树的地方。过去，是因为人多地少，种田吃饭要紧，哪里有闲地儿去种树。后来，城市建设日新月异，马路越来越宽、楼房越来越高、视野越来越开阔，能看到的绿色却越来越少、空气越来越污浊。夏天中午在街头步行过的人们，一定深有体会——要么干脆没有行道树，要么瘦弱得撑不起什么树阴，想在树下躲躲太阳，基本上属于奢望。

　　对此，没有几个人不会抱怨，却也止于抱怨，而很少付诸行动。在我市，每年植树节前后，除了部分机关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以及大中小学校的师生会被组织发动起来去参加植树活动，个人自发去履行植树义务的寥寥无几。

　　如果大家都能按照“每人每年义务植树3棵至5棵”的法定义务去认真履行，二十几年下来，温州会比现在多出多少棵树？这一定是个惊人的数字！而这个数字的缺失，是人们对“义务”的一种普遍忽视。尤其是对那些缺少严格监督和严厉处罚挂钩的义务，例如献血的义务、遵守劳动纪律的义务、爱护公共财产的义务、尊重社会公德的义务、遵守公共秩序的义务……如果不具备些社会责任意识，能自觉履行的人恐怕并不那么多。

　　这几年，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法制观念的普及，人们依法维护自身权利的意识日益增强。相形之下，义务则常常被淡化甚至忽略。我有一位很注重“维权”的邻居，但凡小区里的清洁工迟一点来清扫楼道，她就会打电话到物业管理处投诉。“我可是缴了物业管理费的，这是我的权利。”她振振有辞。但是一转头，却从家里拎出一大袋垃圾随手往公共通道上一扔，任由臭气四溢、污水纵横，丝毫没有意识到她对小区环境也负有保持卫生的义务。

　　又譬如，在我坐公交车上下班时，碰上拥堵，经常能听到司机大声抱怨这辆车开错道、那辆车乱掉头，但一旦车龙里出现一点缝隙，这些司机师傅就会不失时机地往前穿插起来，浑然不顾自己的行为会让交通秩序雪上加霜。从这里说开去，社会不就像一条大马路？如果人人只强调自己行车的权利和方便，而不去自觉履行遵守交通规则的义务，还有什么秩序可言？只会一团糟，大家都误事罢了。

　　没有义务，权利就失去了保障。就像植树，如果人人都只叉起手来埋怨生态环境差，却不动手去尽植树、护绿的义务，城市里是不会生出许多参天大树的。权利和义务意识的失衡，会导致公益心和社会责任感的缺失。常说现在人与人之间很淡漠，我想，缺少了“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义务精神，可能是个重要原因。所以当我们抱怨什么问题和现象时，不妨多问问：我该为此尽什么义务？我尽义务了吗？

　　回头再说义务植树。其实，植树的意义远不止让“后人乘凉”。我家窗外有个闲置的公共露台，常有楼上住户往下扔垃圾。去年，在征得物业公司同意后，我买了几十盆花木摆放在那里。今年一到春天，玉兰树吐出嫩芽，茶花也开了，引来不少蜜蜂和小鸟，俨然一个小小花园。我的这番义务植树，不仅每天回家可以看花草养眼，楼上也不再有垃圾扔下来了。

　　植树节过去了，但适合植树的季节还没结束。适龄公民，请别忘了履行你的法定义务——植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