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秀慧

　　今后，市区农民工可参加医疗保险，经济困难的还能申请医疗救助……翻看近几天的报纸，市政府接连下发的《温州市区农民工医疗保险暂行办法》和《温州市区外来困难务工人员医疗救助试行办法》，读来着实让人眼前一亮。

　　日常采访中，我接触过不少外来务工者。看病难，是他们在城市生活中最为苦恼的问题之一。不管包括药价在内的医疗费用怎么降，相对他们普遍微薄的收入而言，去医院看病仍是件奢侈的事。生了病，很多农民工会选择“熬一熬”。有了这两个文件的出台实施，虽然我们不能就此判断农民工看病不再难了，但情况显然会大有好转，因经济原因而无法送医获治的憾事当会减少。

　　一个城市政府，以农民工这样一个特定群体的某方面权益为主要内容密集地发文，恐怕并不多见。

　　其实，不管是在集聚了270多万外来务工者的温州，还是其他沿海城市，除了看病难，在进入城市的过程中，农民工们还遭遇着许多“难”。譬如，上学难、住房难、保障难、维权难……所幸的是，近几年来，从中央到地方，政策层面对农民工的扶持和优惠，日益朝着“同城待遇”发展。

　　在温州，从2005年开始，就推出了以工资清欠为主要内容的和馨行动。2006年，这个活动的外延扩大到培训、维权等领域。2007年，市慈善总会的助学活动首次惠及农民工子女。2008年，全市将兴建3.3万平方米的农民工公寓，为所有符合入学条件的农民工子女免除义务教育阶段借读费……因了这些积极的态度，去年2月，温州曾入选“最受农民工欢迎的城市”。

　　然而，对农民工的关爱与扶持，不仅需要政府的努力和政策的保障，更需要每个普通市民的理解与参与。

　　我的一位来自内地的同学，向往温州已久。大学毕业后，她只身来到我们这座城市工作。仅仅过了一年，她选择离开。当时她一脸失望地说，“‘外地人’、‘乡下人’，某些温州人的排外让我无所适从。”外地大学生尚且有这样的感受，那些没学历没文化、干着最苦最累活的农民工，能得到城市人怎样的对待，可想而知。

　　难道，是城市人不知道农民工的存在意义吗？情况显然不是这样。过完年，我的同事朋友们聚在一起时，常说起两件事。一件是春节放假，钟点工、送水工、洗车工等回家过年，给生活带来不少不便。另一件，是说家里的外地保姆春节后没回温州，为找新保姆花了不少力气。城市人在享受农民工勤劳智慧的果实——干净的道路、拔地而起的大楼、便捷的生活同时，却以戒备、排斥的心态对待着他们。

　　那么，农民工是怎么对待我们这座城市的？李学生、周大军、徐丽珍、卢丙会……这些普普通通的农民工，用自己高尚、无私的行为为异乡留下许多感动。也许有人会说，几百万农民工才出那么几个呢。也许有人会说，“怎么不讲讲那些偷、抢的外地人？给城市添了多少乱！”是啊，硬币都有两面。正如我们不能因为有了李学生就要求每个农民工都能舍己救人一样，我们能在农民工和违法犯罪两者间划上等号吗？实在荒谬！不客气地说，这是给歧视和排斥找借口。

　　前几天，我在街上买水果。一个妇女冲过来劈头盖脸呵斥小贩，“你们外地人就是不老实，少找我5块钱了，没素质！”小贩的脸霎时红了，气愤地嚷道，“你再看看清楚！”妇女果然在两张10元币间找到了那张5元币。她轻哼一声，掉头就走。看着这一幕，我很是感慨。是人都有情感，农民工的心灵一样会受伤。我无法想象，一个总是被伤害的群体，会不会有健康、善良的心态去对待周围的人。

　　让农民工真正融入城市生活，不只是这个群体的幸运，更是我们这个城市的幸运。农民工，用自己廉价的劳动力建设城市，提升城市竞争力的同时，也给城市带来发展的可能性。可以说，城市的发展，已经离不开农民工。

　　从另一方面讲，随着越来越多的农民工适应城市生活，越来越多的农民工子女在城市里受教育，进而工作、成家，农民工与城市人的距离，客观上也在不断缩小，他们中相当比例的人会成为城市的一部分，成为温州人，而不仅仅是“新温州人”。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一个有发展潜力的城市，应该是开放、包容的城市，应该是一个懂得关爱它的所有建设者的城市。

　　这几天，正在北京召开的全国两会上，胡小燕等3名分别来自上海、广东和重庆的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分外引人注目。因为，他们是中国首批农民工代表。此举，说明农民工群体对经济社会发展的特殊作用，已经得到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肯定。谁说这不是一种最大意义上的尊重、包容与关爱呢？

　　我想，关爱农民工，不仅体现在消除城乡差距，让他们及他们的家人能够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更应该体现在，淡化他们的“农民工”标签，给予应有的人格待遇，让他们真正融入城市生活，成为我们的一员。只有这样，才是真正的和谐。

　　农民工不是城市的二等公民。他们是城市的建设者、服务者，所以理应共享城市发展的成果，做城市的新主人。让我们每个人都关爱、尊重和包容我们身边的农民工，就从向给我们提供服务的农民工说声“谢谢”开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