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大110周年校庆日子里
来到浙江大学华家池校区，我们看到整个校园还沉醉在110周年校庆的喜庆气氛里。
蒋先生的家掩藏在绿树丛中，毕竟是农业专家云集的校园，宿舍的楼梯也摆设着花草，花窗更是青藤攀越，一片浓绿，他的家里也摆着鲜花，香水百合散发着淡淡的清香，很温馨。蒋先生高高的个子，戴着眼镜，是位很随和的人，说话不快不慢，我们的交淡也是从校园浓郁的校庆气氛说起。
金：这几天你们正在庆祝浙江大学建校110周年，我从校园里的气氛中感受到了你们的喜悦之情，您是1982年调到杭州的，如今作为浙江大学的教授，您也在分享这一喜悦吧？
蒋：是的，浙江大学的前身是求是书院，创建于1897年，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早创办的新式高等学校之一。几经变迁，1928年7月1日起更名为国立浙江大学，下设工、农、文、理几个学院。20世纪50年代，全国高等院校调整，浙江大学被分为多所单科性学校，有了浙江农业大学。1998年9月在杭州的四所学校——浙江大学、杭州大学、浙江农业大学、浙江医科大学重新合并，组建成今日的浙江大学。我感谢学校给了我一个平台，在科研中发挥自己的专长，在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上作出更大的贡献。
读农业经济是想当作家
金：农业经济专业，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恐怕很多人还不太了解，您是因何原因喜欢并报考这个专业的呢？
蒋：当时选择农业经济与组织专业(现称农业经济与管理)纯属偶然，其动机是出于喜欢文学，想当作家。
在高中时，我读了大量的苏联小说，发现一些反映卫国战争小说的作家大多是战地记者甚至军官战士，写工业题材的作家，大多是工程师。同时，我还看了大量的苏联电影，如《幸福的生活》、《明朗的夏天》等，看到“拖拉机在麦浪中游泳”，富有浪漫与诗意。因此，我认为，作家最重要的是生活体验，国营农场、集体农庄的生活应该是我文学创作的真正主题。当填报志愿时，看到《中国青年》的介绍文章，农业经济专业是培训国营农场场长或者集体农庄主席的，于是决定选此专业，打算将来到农场或农庄工作，写写中国的农业、农村和农民的故事。可见，我当时选专业的动机并不是为了学经济或者管理，乃是为了体验农村生活，为了文学创作。
但后来并没有向文学方面发展，我毕业后留校任教，教的是经济学方面的课程。有意思的是在教学过程中，对经济类学科也产生了兴趣，也确定了一生从事经济类学科的教学与研究的新选择。这说明了一个哲理，人生的选择不止一个，兴趣也可以培养，不管做什么，坚持与投入就一定会有回报。
金：我在采访中发现，你们这一代人回首当年，身上总带着一种革命浪漫主义和革命理想主义的追求，这在后来的青年中是很少见的，我想这是你们那代人的时代烙印。时代过去了，也成了一种难忘的记忆。
您说自己是报考复旦大学农学院的，后来怎么到沈阳农学院了呢，您的中小学是在温州读的吧？
蒋：是的。我的小学、中学都在温州读的，记得8岁时，我到康乐小学(今瓦市小学)读书，是我的姐姐陪我去读的，小学毕业时，老师的评语是“品学兼优”，排名第一，选择中学时有3所可供选择，一是温州中学、二是永中(今温二中)、三是瓯中(今温四中)，温州中学为省立，学费最低，永中是市立，学费较高，瓯中是私立，虽离家最近，但学费最高。当时父亲因柴炭生意倒闭，已无工作，靠三个哥哥微薄的收入维持家庭，我如果去永中或瓯中家中也负担不起，我唯一的选择是温州中学。初中毕业，我以全班第一的成绩免试进入温州中学高中部。现在想起来，温中给予我的不仅是低学费，而是优秀的师资和高水平的教学质量，给我的成长打下了最坚实的基础。老师水平之高，至今难以忘怀，像诗人马骅教语文、历史学家徐规教历史，多么难得。记得毕业时，校长金嵘轩先生给我的赠言：“投至的云路鹏程九万里，先受那雪窗萤火二十年”，亲切的教诲，深刻的哲理，影响了我的一生。
1952年，正赶上全国高等院校调整，我刚被复旦大学农学院录取，就随复旦大学农学院迁至沈阳。当时不仅我们一年级的学生，连二三年级的学生及所有老师也随校搬迁至沈阳。“文革”中，沈阳农学院分为铁岭、朝阳和瓦房店三个农学院。我被分配到铁岭农学院，就是录取那位“交白卷”的张铁生的铁岭农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