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网讯 数量庞大、流动活跃、投资领域广泛的温州民间资本近年来经常引起全国性的关注。一些专家认为，政府对待民间“游资”既不能干预过多，也不应无所作为，而应进行适当的监督和疏导。
牵动各地经济“神经”的温州“炒团”
据市银监分局调查显示，截至2006年末，我市民间资本约有3000亿元。这还不包括外流到全国各地的3000亿元左右的民间资金。这笔总额高达6000亿元的庞大民间资本在全国各地进行各种实业投资、民间借贷以及投机炒作等活动。
我市民间资本在弥补流入地资金不足、促进流入地市场发育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然而，一些以短期投资为目的的“热钱”也严重冲击了市场秩序，并由此引发各地对有“民营经济发祥地”之称的温州和温州人又一次“香香臭臭”的评介，褒之以“温州财团”，贬之则称“温州炒团”、“经济蝗虫”。
我市民间资金突破本土的局限，流向全国，始自上世纪90年代末，但当初还只是零星的个人市场行为。2001年，我市三家新闻单位首次着手组织“温州购房团”后，民间资金的规模性出走才开始引发国人对温州“炒房团”的恐慌。此后，延续“炒房团”的路线，温州炒煤团、炒棉团、炒油团以至炒作国企等等资本运作行为不断冲击着人们的视野。
温州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马津龙认为，温州民资的跨区域流动是本土产业发展的必然结果。温州民营经济经过20多年的快速发展后，资本的边际效率逐渐递减，传统产业的投资回报率已远不如20世纪80年代。因此，民间游资通过投资联盟的形式，向投资回报率高的行业，比如房产、原材料、能源、基金等行业转移，以获取高额利润。
温州民间流动资本的运行特点
我市民资以其灵敏的市场嗅觉，充当着我国民间资本运动的“风向标”，它的最新举动往往意味着越来越多的民间资本开始寻找新的出路。我市民间资本流动的方式和运行的规律可归结为以下几点：
一，投资的不确定性。由于资本本身的逐利性以及温州人特有的市场嗅觉，我市民间资本在运动形式上表现得相当活跃，而且运动的范围相当广。不仅投向了各类支柱型产业，如汽摩配件、泵阀、服装、眼镜、皮革等，也流向了全国各个省市，涉足房地产、煤、油、建材等10多个行业。我市民间资本的行为表现难以预测，带有较强的不确定性，但其流动性的根源还在于资本的逐利性。
二，向大中城市和资源密集的地区流动。我市民间资本的流向，首先是上海、杭州等大城市。以上海为例，目前在上海创业的温州人多达18万，创办的企业约有6000家，涉足电器、服装、机械制造等诸多领域，总投资额超过了400亿元。其次，近几年受到广泛关注的山西、内蒙古、新疆等自然资源丰富的地区，以及重庆、四川等西部重镇，也都是我市民间资本瞄准的区域，并已聚集了相当一部分。
三，我市民间资本的活动方式以风险共担、集资入股的形式为主。投资者在外地落实项目后，回乡向亲朋好友或有较强融资能力的人员介绍项目情况，有意向的投资者可单独入股，或将大股分成若干股、若干股再分小股，多人合资入股，这种集资方式可以在较短时间内募得大量资金。如近几年在平阳、苍南等地盛行的集资投资煤矿；永嘉盛行的集资办超市连锁店；泰顺、文成盛行的集资开发小水电站等等。同时，民间资金投向基本都集中在某些回报率较高的行业，部分投向当地经营效益较好的企业。
四，注重实物投资。温州人对房产、煤矿、艺术品等实物投资充满了浓厚的兴趣，仅在上海一地，温州“炒房团”就投下过400亿元左右的资金，在山西投资煤矿也注入了40多亿元的资金。
对待民间“游资”宜疏不宜堵
市银监分局副局长张震宇说，民间闲置的资本通过融资的方式主要还是转化成产业资本，投向了扩大再生产的经营领域，一定程度上减轻了银行信贷的压力，提高了社会资本的配置效率。但民间资本的流动性具有较大的自发性和分散性，不利于资金投向的控制和产业政策的实施。
市管理科学院院长、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教授表示，资本市场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个体的理性导致集体的非理性。当前房地产市场和一些能源领域的异常火热，就与民间资本的投机炒作行为有密切的联系，其可能造成的经济恶果要由政府和全社会为之买单。因此，政府必须正视民间资本可能产生的破坏作用，对民间游资进行疏导。
2006年1月4日，配合国务院颁布的有关文件，浙江省政府下发了《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实施意见》，该实施意见尝试从政策层面引导浙江民资的走向。《意见》表示，浙江将“探索投融资体制改革与创新。鼓励非公资本组建中小企业风险投资公司、产业投资基金公司。支持民间资本依法投资参股金融机构。”
马津龙、周德文等专家认为，应该引导民间资金在国民经济建设中发挥积极作用，鼓励民间资本进入基础设施和公共事业，如交通、水电等领域按照“谁投资、谁所有、谁受益”的原则尝试开发；鼓励民间资本参股中小银行，时机成熟时，甚至可以直接成立民营银行；进一步规范和完善资本市场，使民间资本拥有更多的投资机会。(经济参考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