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情款款志不移
要学有所成者，必须耐得住寂寞，必须禁得起诱惑。
孙崇涛大学毕业后，夏承焘先生曾经希望他继续深造，去考取词学研究生。夏承焘先生是“一代词宗”，这对于做学问者来说，这也是一个很大的“诱惑”。可是孙崇涛先生认为自己的兴趣和所长都不在抒情文学，他还是偏好叙事文学的戏曲或小说，因此婉拒。
回到温州，孙崇涛被分配到平阳一中任语文老师。在文革中，由于“历史的误会”，他成了当时军管会领导的秘书，后来又让他分管起平阳县的文化教育事务来。孙崇涛却是一头扎进当地的剧团，做起“样板戏”的临场指导。他收获的，不是发号施令的快感，而是了解了戏曲从文字形式到演出实际间的全部生产过程，体味其中甘苦，对于后来的古代戏曲研究打下实践基础。
18年教书匠，孙崇涛已是远近闻名的语文老师，也没有放下自己的兴趣，收集了大量的戏曲研究的资料，也积累了相关的许多学习笔记。虽然许多资料，后来被“红卫兵”一锅端。
中国戏曲研究院研究生毕业以后，孙崇涛先生一直致力于学术研究，虽然当中有很多诱惑。作为文革后的第一批研究生，有不同于专注学问的其他选择。同学中，有选择学而优则仕的人，但他却认为这不是他的志向。做访问学者或者讲学，有些人将之作为创收挣钱的捷径，孙崇涛却在努力传播戏曲文化。争取到台湾有关机构提供的经费，到西班牙研究《风月锦囊》，他也是潜心学问，不问其他。花了十年时间，潜心于《风月锦囊》的研究，他不为所谓的“显学”所动。
甚至他选择学生，也是秉承这样的标准。后来与他合著《中国优伶史》的徐宏图，是他在平阳中学任教时文学社里的学生。他看见了徐宏图身上专心学问的潜质，一路给予他引导、支持，现在徐宏图在南戏研究和戏曲文献学方面，也已经卓然不群。他说，只要能沉下心来，怎样都能成大器。世界上没有天才，集中精力和时间做好一两件事，你就能成为“天才”。
许多人要当博导，巴不得多招快招研究生，他却不是。他担任博导十多年，从来不随便招收研究生，他在等待、寻找合适的人选，希望他能将戏曲文献学和南戏研究传承下去。而在孙崇涛的小书屋内，却住过哈佛大学博士生、新加坡大学访问学者、斯坦福大学博士后等等，他们都是慕名来华向他求教的。
孙崇涛将这种坚持说得很轻巧，幸福不就是一种自我感觉么？他做了自己从小就喜欢的事情，一心不改，不也就是幸福了么？
情深开辟新视野
在孙崇涛看来，中国戏曲学研究，戏曲文献学是基础。
近100年，中国戏曲学在戏曲历史、戏曲理论两方面取得成果，研究队伍庞大，研究成果卓著，但是忽略了戏曲文献学的建立。我们这一代应努力建立戏曲文献学，这是构建中国戏曲学国学体系的重要部分。
孙崇涛先生近七八年来，对此有很大的精力投入。他自身的研究中，就有大量关于戏曲文献学的课题。在教学中他也贯彻这一原则。对中国艺术研究院进修班、研究生他要教授戏曲文献学，到美国加州大学柏克莱校区他也是教戏曲文献学，在中国戏曲学院研究生部他也是如此。今年他刚刚完成了世界第一部戏曲文献学专著，长达50万字，将在年内出版。该书的问世，将标志着历来被忽视的中国戏曲文献学正式诞生。
孙崇涛治学不喜欢重复前人，总愿意独辟蹊径，这几乎是所有温州学者的共性。他开始研究戏曲学，就是选择出土多年，不曾有人作深入具体研究的明成化本《白兔记》写作学位论文和系列论文。后来他又耗时十多年，研究海外孤本《风月锦囊》，著述《风月锦囊考释》与《风月锦囊笺校》（后者与黄仕忠合著），并亲自跑到西班牙埃斯科里亚尔皇家图书馆，取阅、校对原书。这些专著，为他在学界赢得了尊重。
在研究南戏出土本、海外孤本基础上，他形成了一种看法：原来传统划分中国戏曲历史发展段落，即宋元南戏——元明杂剧——明代传奇——近现代地方戏，这种沿袭很久的戏曲史模式，中间遗漏了从宋元南戏终结到明传奇形成以前的200多年时间。他提出了“明人改本戏文”这个戏曲历史段落的新概念，弥补了缺失环节，引起人们对研究与补写这一独立而重要的戏曲历史段落的重视。
孙崇涛对温州有着深厚的感情。瑞安的文化建设如高则诚研究等希望借力于他，他从不推辞，但凡家乡有召唤，都是召之即来。他心心念念，南戏是温州唯一的国际文化品牌，是有温州特色的传统，一定要好好开掘和研究。他希望能够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若要他效力他也绝不推辞。
他还认为，戏曲是大众文学，没有一种中国文学的样式，像戏曲一样，千百年来绵延不绝，依然主盟剧坛，拥有深厚的群众基础。没有一种中国古代文学样式，像戏曲文学一样，遗产还被今人保留使用，创作原则仍被继承运用。包括戏曲史学在内的戏曲艺术研究，比之别的学术专业，应该有更旺的人气，它不应躲进象牙之塔，与大众尤其是广大戏曲及其他文学艺术同仁与爱好者隔绝。（记者 包璇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