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正在举办的第二届温州艺术节，沿用了去年七艺节的口号：“人民的节日，艺术的盛会”。生存空间里寻觅艺术和生活的交融，把人们游离的目光再次汇聚戏台——
▲市越剧团演出的《宦门浪子》序幕中展现的南宋温州街头情景。郑晓群摄
▲泰顺县百花越剧团是一个民营剧团，昨晚在温州大戏院上演了神话剧《明珠恋》。郑晓群 摄
温州网讯 《杨贵妃后传》、《宦门浪子》、《洗心记》、《雁荡小神鹰》、《折桂记》、《雪剪梅》：国有专业剧团的六大新戏；《明珠恋》、《雏凤凌空》：民营职业剧团的两大力作。
一张第二届温州艺术节的戏单，组委会说暗藏有三大看点：老中青三代新作同台；梅花山花雅俗同台；温州市民又见“斗台戏”。
匠心之处，是在喧嚣的城市，为古老的艺术搭一个戏台。
戏台之下：寻觅喝彩之人
《杨贵妃后传》是艺术节的第一场大戏，也是乐清市越剧团新说历史的鸿篇巨制。
开演前，年近花甲的陈女士在大厅等老伴，显得非常兴奋。她说这是自己近20多年来第一次回到剧场看戏。
陈女士原来住在市区五马街，小时候拿五分钱看场电影都觉得很不容易，买票看戏对他们这些普通孩子来说就更遥不可及了。她很庆幸自己儿时有个要好的同学住东南剧院（当时在公园路口）旁边，晚上开场后，几个小伙伴能借光溜进剧场，站在后排的过道上看着戏台上“爬上爬下，着红着绿”。
“看的戏大约是‘孙悟空三打白骨精’、‘武松打虎’……还有两个人在黑暗里打来打去。”旁人提醒她可能是“三岔口”。陈女士笑了：“几十年不看戏了，哪记得起。”
“文革”一开始，陈女士的戏缘就断了。她说学校组织看了几场样板戏，但还是电影居多，直接看演出的机会还是很少；知青下乡的时候，他们就住村庙里，但由于破四旧的关系，她和当时的村民一样，长年看不到一场戏；晃眼到上世纪70年代末，温州的剧院偶尔有戏，票却不容易弄到。“谈恋爱那会儿，我和爱人连看了四场电影《红孩子》，看戏只能在心里巴望。”陈女士说，因为这件事当时还生老伴的气。她说后来的文化娱乐多被电影、电视所垄断，如今连续剧一集一集地播，根本没有空想到去戏院看戏，甚至偶尔按戏曲频道也经常换台。跑来看《杨贵妃后传》，只不过是心血来潮。
这种心血来潮，却是组委会眼里最为珍惜的机会。虽然陈女士的年龄不小，温州广电文化出版局文化艺术处的郑云说，却是“要争取的对象”。因为她代表了大多数市民，纵使对戏剧怀有诸多情愫，却因为时代变迁，在诸多文化消费品的冲击之下，渐渐远离了戏台。
郑云说，温州市区现有“业余京剧研究社”、“联谊京剧票房”、“鹿城业余京剧社”、“长青京剧社”、“温州越剧爱好者协会”等20余家业余组织，他们每周活动，是温州戏台最为固定的“喝彩者”。但郑云说，这几天看戏，自己早早坐在最后，当门帘被掀动，并不想看到这些老面孔，他期待：多一张新面孔。
“多一次机会，也有可能让戏曲回归时尚。”戏剧的情节拖拉，言辞难懂，这种偏见让郑云也一度“心存敬畏”，但他说，用不了几次，那种积淀在自己记忆中的文化共鸣就会出来，“像喝茶一样，只要市民唾手可得，还会回归为时尚”。
戏台之上：寻觅持守之人
不同于郑云的现实主义，剧团的当家人对“戏台之下”总抱着一种朴素的理想主义豪情。
“老人都爱看戏，是人都会老”，温州五星京剧团团长胡柳昌用自己的经验，把陈女士的“回归”解释为一种规律。而这种规律，冥冥中成为支持这些从业者的一种信念。
据不完全统计，温州除了现有的八个专业剧团以外，尚有民间职业或半职业剧团65个，从艺人员2500余人。“如果要演，我们天天可以演下去。”这是胡柳昌被媒体广为引用的一句话。1985年温州京剧团被撤消后，当时身为团员的胡柳昌等人自告奋勇承包了原剧团的所有行头，并且恢复了剧团在1956年之前的名称——五星京剧团。
20年来在市场的风浪搏击，他们没有拿国家一分钱，却使全团50余人衣食无虑。五星京剧团也成了近年来所谓戏剧“映山红现象”的典范。有统计说，以温州人口比例计算，温州人均每年看戏达到甚至超过3场，而其中90%以上是由民营剧团演出，以五星为例，每年就能演出近300场。
站在戏台上的滋味，胡柳昌在自己的工作本上记得清清楚楚。“演几场戏、多少报酬、多少人、亏多少钱……”他曾骑着摩托，见庙就问要不要演戏；他曾在海岛上，点着一脸盆柴油来照亮戏台。他甚至因为种种委屈，狠狠写下：“胡柳昌，记住，不要演了。”
但年年难唱年年唱，他依旧带着他的剧团站在庙台之上。
今年艺术节，五星京剧团终于可以在温州大戏院戏台一展身手。一出《雏凤凌空》，用北京京剧院的剧本，饰演主角杨排风的宋晓华来五星之前是石家庄京剧团的名角，导演则是碟片和胡柳昌自己。
可是，剧场观众却不及预想，演出的评价也褒贬不一。有观众说好，“一个跑龙套的都能翻十几个跟斗”，演员十分抢眼；也有观众说不好，“布景太旧和老戏没有太大区别”，表演形式并不醒目。
胡柳昌并不忌讳这些评价。从专业剧团出身，在市场打拼，胡柳昌已经学会放弃专业剧团奢华的舞美和精致，他学会听从村里老大爷“着红着绿”的喜好。他知道他们剧团的优势是灵活：在石灰地练习，在庙台上演戏，在庙台旁铺门板睡觉；村民点哪场戏、点哪个演员，就想着法实现。
虽然他依旧羡慕专业剧团的舞台效果，他说那一个“台中台”就比农村的庙台还大两倍。但从1985年办五星京剧团开始，他就知道是“什么接不起，也接不过来”。他要做的就是生存，不仅让他的“五星”生存，而且让“京剧”在温州生存。
“我们只是普及，他们是提高。”生存，对于剧团就是上台演戏，甚至是庙台；而他们心中仍维系着一个“台中台”。
台中之台：谁继辉煌
不知是否具有特别的用意，作为越剧百年的献礼剧目，温州越剧团的《宦门浪子》从剧情到各种舞台元素，无不在向温州的古老南戏致敬。
剧本的雏形一部分来自现存南戏最完整剧本——《宦门子弟错立身》，另一部分是温州的地方传说《祖杰》。故事本身成了“南戏”的一段“戏说”：江心双塔下的一段鹿城故事，依稀可闻“对鸟”灵动的调子，还有古戏台上戴着面具的南戏旧风、以戏喻事的传统，还有古戏台下，市民的痴迷。
南宋时的温州，是中国最早的戏剧——南戏的发源地。戏中戏，这一“套嵌”的运用似乎夹杂了作者更多的现实关怀。
张思聪，这位曾经创作了《荆钗记》、《喂，菲亚特》等著名剧目的一级编剧说，“南戏的形式或许大家并不熟悉，但其实跟元曲、明传奇一样，就是喜闻乐见。”借着台中台，他似乎要让人们回味戏曲的喜闻乐见，因为“喜闻乐见”就是南戏在温州勃兴的渊源。
“接受艺术是一个过程，看戏在当时是人们的一种生活方式。现在想恢复到过去是不可能的。”如今回溯“喜闻乐见”，却要面对戏剧明日黄花的危机，张思聪说完这句话，顿了许久，“对现代戏剧创作人员来说，只能不断观察，把现代理念和传统形式结合起来”。
艺术节里这种理念成为三代温州剧作者的某种默契，从古稀老人尤文贵的《杨贵妃后传》到其两个弟子郑朝阳的《洗心记》和汤琴的《雪剪梅》，无不大胆运用现代元素以古寓今。
这些好本子，甚至借着这些本子出名的艺苑新秀，都有可能搬到村民喜闻乐见的戏台上。然而明日黄花的危机，还有一个忧虑。温州艺术研究所的青年编剧蒋胜男说，因为文化断层，温州的戏剧舞台后备力量呈现了“倒金字塔”，“半路出家”的汤琴和自己是仅有的两个而立之年的编剧。
前辈们耳濡目染的环境已经缺席，与戏剧亲密接触的机会变得稀有，话到这里，无论郑云、胡柳昌、张思聪还是蒋胜男，都会把话题引向“戏曲进校园”、“戏曲进社区”——看来，吸引各层次的观众，是他们的出发点，也是归宿点。（记者 黄之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