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今年的高考考试刚刚过去，期盼和烦恼还在继续，接下来的考分和分数线公布，填报志愿，录取……都揪着考生和家长的心。高考虽然一年一年在变化，这期盼和烦恼，又有多少改变呢——
▲1977年，唯一一次在冬天举行的高考（资料照片）。
▲今年6月7日，家长们带着期待的目光在考场外等候孩子出来。陈翔 摄
五马街口看红榜
亲历者：王小同。1955年生，现为温州医学院教授。
1977年，22岁的王小同还是温州红卫医院（现八医）内科的一个小学徒。就在那年10月，一个消息让他激动不已。
“突然说高考恢复了，可以考大学了。考试通知贴在五马街……同学、老师，大家都跑过去看。”1973年张铁生交白卷称“英雄”，王小同说自己随后也逞了“英雄”。然而与其说是逞“英雄”，不如说求学希望的渺茫让他们纷纷离校，据说那一届温州中学原有8个班级，但毕业的时候却只剩下3个班级。
“那时候大家都觉得读书无用，即便高中只有两年学制，我还是在第三个学期就离开了学校。”离校后的4年，王小同在温州中学与和平小学初中部（现11中）任过代课老师，后来到医院做学徒，本以为一辈子就这样一路到底，新的希望却在那年10月燃起。
没有出身的限制，不需要推荐，不需要群众评议，王小同抱着“拼一回”的想法挤进温州中学的补习班。
补习班里有教过自己的老师，有自己教过的学生，“坐得满满的，要不是开后门，旁听的位置都没有。”备考的日子在王小同的回忆里匆匆划过，来不及紧张的他已经和自己的老师、学生一同走进考场。“第一轮是省里初考，科目大概是语文、政治、数理化……但数学尤其难。”王小同说有些泄气，一考完就把复习资料全扔了，第二天照常去当学徒。
生活平静地过了两个月，“老师同学跑过来说发榜了，说我考上了。”吃了一惊的王小同半信半疑地跑到五马街口的新华书店。“王小同、王小同……”五马街的红榜列着温州所有上榜考生的名字，这个王小同是自己吗？他又跑去广场路教育局门口，那里还有一张当时前进街道的红榜——“王小同”。
再次考试时已是隆冬，备考的日子依然匆匆，等待的日子却更焦急。当时没公布成绩单，连录取通知书都没有。直到发红榜，“王小同”的名字再次被同学们兴奋地传达，他被医学院录取了。如他所愿。
“考试像米筛，百里挑一，公平竞争。考上大学就是国家干部，考不上还做原来的行当。”在王小同看来高考是命运给他们那代人的特别恩赐。
脱掉“草鞋”穿“皮鞋”
亲历者：汤先生。1961年生，现为市级机关干部。
汤先生是永嘉县山坑乡山坑村有史以来的第一位大学生。1980年，他考上了杭州大学历史系。他的成功，不仅改变了自己的命运，而且带起了整个山村追求文化知识的浓厚风气。从那时至今，山坑村年年都有人考上大中专，20多年来从未间断，“成为永嘉高考第一村，到现在已有五六十人上榜。”说起高考的事，汤先生觉得这点还是很有意义的。
26年前，汤先生是永嘉县第一中学的住校高复生，7月7日至9日，他走进了设在本校的高考考场，虽然有些像期末考，但毕竟是高考，考生的“待遇”比平日好许多，挥汗如雨需擦把脸时，考务人员就会递上湿毛巾。汤先生现在想起来仍觉温馨。
考完试，他从县城上塘回到山坑家里，妈妈问：“什么时候考大学？”他答：“昨天已考完。”像是在说一件很平常的事。的确，那时高考，父母远没有现在这样牵挂，社会也远没有现在这般关注。当然，考生本人压力是很大的，因为上榜落榜意味着“穿皮鞋”还是“穿草鞋”。
考完试，汤先生就在家种田。8月上旬的一天上午，他正在水稻田里耘田，妈妈来到田头，告诉他一位在区里工作的同村人打电话到村里，说他已被大学录取了，下午就要去上塘，明天体检。原来，是县招办通知了区里，再由同村人转达。
对山坑村来说，这可是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就整个乡来说，历史上也仅上世纪五十年代时出过一个大学生，是邻村人。村干部们非常高兴，可村集体没有钱，支书、大队长、出纳三人不知用什么办法，筹来20元钱，奖给汤先生和另一位同年考上中专的女孩各10元，同时，设法搞到几公斤炒花生，给他俩热热闹闹地开了个庆贺会。接到录取通知书后，汤家门前天天人来人往，这家送来鸡蛋，那家送来粉干，送毛巾、送脸盆、送热水瓶，甚至送大米，几乎每家都抖出自己认为最好最合适的礼物，表达对汤先生的祝贺，也表达对知识的崇尚。
汤先生远去省城杭州上大学后，村里人就这样对子女说：“看看汤家的大哥哥，多棒。你也要努力啊！”母校的老师对学生说：“汤同学现在已坐在西子湖畔的大学校园里深造了，他就是你们的榜样。”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汤先生竟无意间完成了他人生的一大“辉煌”。
命运系在邮电所
亲历者：杨先生。1963年生，现为乡镇干部。
1981年高考结束后，杨先生从平阳一中回到了苍南农村老家仙居乡神宫桥村。神宫桥村那时还是一个非常偏僻封闭的村庄，不通公路，不通电话，更没有电视，与外界沟通要用最原始的手段。他顺利上榜后费尽周折，才没有失去体检和填报高考志愿的时机。
录取通知书却迟迟不来。眼看开学的日子就要到了，他的心情一天比一天坏。他想，他的高考成绩名列全县文科第三名，如果除去英语则是第一名，这样的成绩进杭州大学应当绰绰有余。直等到9月10日，最后一批录取通知书都已送达，同学们陆续上大学了，他仍未收到。他有点想不通了，家里人也坐不住了，父母尽管是文盲，仍禁不住东问西问，四处打听，却没得到任何消息。
杨先生已出嫁的大姐是一位初中毕业生，曾经当过乡村教师，是他家最有见识的人，得知弟弟的通知书迟迟未到后，这天傍晚，她同大姐夫从十多公里远的家里匆匆赶来，她提议：“为何不去邮电所查询，也许在那里能得到一些消息。”邮电所是当时送大学入学通知书的唯一途径。他姐夫在钱库邮电所有一位熟人，找到此人后连夜去查询，一翻找，果然找到了一份杨先生梦寐以求的录取通知书！连夜送到他家里。此时离9月15日入学注册时间仅有短短的几天。
就因邮递员的疏忽，他差点错失了上大学的机会！
后来，邮递员终于说出了事情的原委。他说，通知书来后不久他就送到村里，当时乡村送信是几天送一次，也很少直接送到收信者家里，而是送到村中心的小店里，由店主转交。而小店店主对邮递员说本村没有这个人。邮递员也就信以为真，没有再问一下旁人，径直回去了。
飞到邻居前面的纸团
亲历者：柯佼。1983生，现为文字工作者。
如果高考曾经被一代人视为命运的转折点，那么对于像柯佼这样上世纪90年代以后的考生，高考已经是一代人成长的必须。
柯佼说，从父母把她送到小学开始，她小半生目标就定了。从高考那一端给她往下铺了路轨，整个日头都是倒着掰算，但等到了高考的日子全家反而有些不知所措。
“十年可以制造一个考试机器，不过看着机器运作的人才会紧张。”柯佼浅浅一笑，她觉得高考对父母的历练不亚于自己。家里离学校步行不过15分钟，进入高三后父亲便坚持每天接送；看书到深夜，父母的房间总要等到她睡下才熄灯。
“那时孩子嘴上说自己不紧张，回家每天阴着个脸，学校趣事说得越来越少，模拟卷上自己用红笔密密麻麻打着叉，看书坐在那里大声喘气。”柯佼的母亲陈女士回忆说，看着考试的日子临近，做家长的只能默默关注。
“当初复习的时候，她有意没意提到对面搓麻将的声音。”陈女士说，自从柯佼提起这件事情后，她自己每个晚上也被稀里哗啦声吵得睡不着，散场时候道别的声音尤其刺耳。
“本来想去敲门跟他们直接说的。”陈女士说，自己当时已经上了对面三楼，看着防盗门心里发怵不敢敲，“万一人家不高兴，吵起来，我女儿肯定听到，这不明摆着给她压力吗？”
寻思再三，陈女士写了一张字条，“丢在门口，人家看不到就白搭了。我想想要丢到他们眼前。”她守在阳台，摸清楚对面人家出门的规律，在对面女主人从楼下经过的时候，包了块小石子把纸团向人家丢去。
“女儿明后天高考，请停止麻将声，谢谢理解。”陈女士说，“她看了以后，抬头跟我笑了一下，我心里就踏实了。孩子高考，这件事情做家长的都理解。” 记者 潘端嘉 黄之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