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对象：徐规著名宋史专家（简称徐）
特约主持：金辉（简称金）
今天，我们采访的第一位在外的温州学人是我国著名宋史专家、浙江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徐规先生。
徐规（左）和他所带的最后一位博士合影。陈莉莉摄
静如秋山的徐规老人。陈莉莉/摄
徐规夹着厚厚纸条的书。陈莉莉/摄
2004年徐规（中）回家乡携儿女逛五马街。陈莉莉/摄
五月的杭州，正是“花退残红青杏小，燕子飞时，绿水人家绕”。徐规先生居住在松木场老杭大宿舍里。记得夏承焘先生当年也住在这附近，我还登门拜访过他，因此这里还有点印象，很快找到了徐家。在老先生的书房里，他安详地坐在书桌前，借着台灯的光线在阅读报纸。这时的徐老如同一座秋山披着晚霞，是如此的静谧，如此的璀璨，如此的丰富，谁见了都会肃然起敬。他听到我们进来，笑容可掬地起身，我连忙前去与他握手致谢。
听徐先生女儿楚嘉说，父亲虽已87岁，身体向来不错，只是去年为整理自己的著作，打算赶在90岁时出版，一段时间每天工作10个小时以上，于12月5日患脑血管阻塞，在医院里住了半个来月。现在只得戒掉有着六十年历史的烟酒习惯，身体也不如以前了，连个子也矮了许多。不过，在我看来徐老先生仍是耳聪目明，思维敏捷，不说别的就连他的书桌仍被他自己整理得整整齐齐，连一块橡皮擦也摆放得很端正。
我坐在他的面前，只见老人的牙齿也掉落了，可他总是满脸的笑容，十分的和蔼可亲。好多年前听徐规先生的老朋友周梦江先生介绍过他，我手头的《仰素集》也是由周先生转交的。因此，我们一说就说到了《仰素集》。
《仰素集》书名的由来
金：徐老先生，您赠送给我的《仰素集》至今还没有当面向您致谢呢，今天补上了。您的这部论文集是您一生学术的总结，当时温州学界读后都十分敬佩先生。我听周梦江先生说，您取《仰素集》书名是为了纪念自己的恩师，是这样的吗？
徐：是的，1939年秋天，我从温州中学毕业后到龙泉报考浙江大学龙泉分校，先在文学院读中国文学系，翌年秋天来到西迁贵州遵义的浙大总校，继续攻读，并转入史地系读历史。当时系里聚集着一批很有名望的教授，如张荫麟、谭其骧、李源澄、钱穆等。特别是张荫麟先生开设“中国通史”、“中国上古史”、“唐宋史”、“历史研究法”等课程很吸引我，他还指定我们读《史记》、《资治通鉴》、《宋史纪事本末》等书。我的大学本科毕业论文《李焘年表》就是在张先生的指导下完成的。张先生曾对我说：李焘是宋代著名史家，所撰《续资治通鉴长编》一书为研究北宋史事最重要的典籍，近代学人罕有注意探索,很值得研究。我就是听从了他的教诲。
1943年秋，我升入浙大研究院从宋史专家陈乐素先生学习。乐素先生是我国当代史学大师陈垣先生的哲嗣，早年留学日本，回国后专攻宋史，又精目录学、史料学、校勘学。他治学严谨、笃实，善于利用科学方法收集资料。我的硕士学位论文《宋代妇女的地位》就是在乐素先生的精心指导和审正下完成的，获得校外评阅委员姚从吾(北京大学)、贺昌群(中央大学)两先生的好评。因此，我之所以能在宋史研究得窥门径，多赖张、陈两师的谆谆教诲，拙作取名《仰素集》，确实是为了纪念先师张荫麟(笔名素痴)、陈乐素两位先生。
金：是啊，张荫麟先生是清华大学国学院导师梁启超的高足，曾留学美国斯坦福大学攻读哲学和社会学。张先生兼通文史哲，才华学识为当代第一流，是近世我国宋史研究的先驱者，也是名著《中国史纲》(上古篇)的作者。张先生、陈先生都是中国一流的专家，您师从于他们也是您的福气。
如今您自己都成了宋史大家了，可您在出版自己的著作时仍想到自己的老师，把学术成果看成是向老师汇报，表达自己的敬慕和追思之情，这是多么的不容易啊。我从这里看到您的人格魅力和学术境界。其实您的言传身教，也影响了您的学生。记得去年在温州召开的刘基研讨会上，您的学生、浙大历史系主任包伟民说起您时的那种敬仰之情溢于言表，令人感动。我想这也是一种师承吧。
您老从事宋史研究已经是半个多世纪了，您还记得当年是怎么会选择历史专业为终身治学方向的吗？
徐：这是受家训之影响。家父早年随从瑞安童稚园先生问学，后考中清光绪年间温州府学生员，旋补廪生。清朝即在平阳设帐授徒。民国初期，他创办鹤浦初级小学，任校长，以善古文辞显名邑内。我幼年即入鹤浦小学，在家父指导下，课余熟读《千家诗》、《唐诗三百首》、《四书集注》、《古文观止》等书；点读《御批通鉴辑览》，浏览《水浒传》、《三国演义》、《红楼梦》、《西游记》、《聊斋志异》等名著。这对我日后学习中国历史大有裨益。在温州读高中时，一位编教材的历史教师几乎每堂课要我回答问题，我也答得不错。这样也就喜欢上了历史。
金：听说您与师母的婚姻虽是包办，可仍是很美满的。是师母的祖父看上您而定下这门亲事的，是这样吗？
徐：哈哈，是的，是的。家父与陈少文先生是朋友，当年陈家在平阳是名门望族，置过碗窑实业、从事过蚕桑业，还办过学堂，一生好客乐善，家境富裕，比我家好多了，如今当年的旧宅由县政府修缮一新，当作旅游景点。那时我才14岁，还在读小学六年级，陈少文先生看我还聪颖，读书也用功，就与家父定下这门亲事。我是在17岁时，还在读初三时完婚的。读大学时，每年才回家两次，妻子对我如同宾客；我从温州调到杭州工作时，妻子在纱帽河家中抚养孩子，还要参加工作，够辛劳的。一晃几十年，前些年老妻过世了。今生今世老妻待我恩重如山，没有她我是无法完成我的学业的。
考证“杯酒释兵权”
金：史学是门科学。历代学人在治史中一直坚持“史德、史才、史学、史识。”我听温州的老先生胡雪冈称赞您具备了古人提倡的“四史”品格。同时他们还说到您在治史中善于由材料的鉴别到史实的考证是出了名的，您是如何看这个问题的？
徐：那是过誉了。不过我觉得学习和研究中国古代史，必须要练好三方面的基本功，即义理、考证和文章。清代姚鼐就持这个观点，“余尝论学问之事有三端焉，曰义理也、考证也、文章也。”我在多年的治史过程中，深感这一说法是颠扑不破的真理，行之有效的指针。因此我们要运用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观察并解决问题。我平生主要从事考证，这是我治史中的主攻。
金：的确，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史料浩如烟海，真伪杂陈，只有运用科学的考证方法，才能去伪存真，去粗取精。这就要求考证者必先博览群书，广征文献，详细地占有材料，然后条分缕析，作出事有必至、理有固然的结论。您能否向我介绍一些您在考证中取得的成果吗？
徐：你一定知道宋太祖“杯酒释兵权”的故事吧。我曾对这个故事进行考证，发现了问题。“杯酒释兵权”从北宋中期开始流传，直到现代绝大多数史家都深信不疑。历史上最早记载此事的是仁宗初年丁谓的《谈录》和王曾的《笔录》。比他俩迟半个世纪的司马光从他的前辈庞籍那里听到“杯酒释兵权”的故事，把它记录在《涑水记闻》卷一中。到了南宋前期，李焘认为“杯酒释兵权”是宋初最大事件之一，深以史书未载为憾，因此在他所撰的《续资治通鉴长编》太祖建隆二年七月追述了这件事。我对上述记载进行了考察和分析，发现时代愈后，记载愈详，而且这些记载中的年代、情节多有抵牾，尤其令人费解的是：这样一件赞颂宋太祖的大事，在北宋官修的《太祖实录》、《三朝国史》中未见记载。况且，建隆二年七月正值太祖的母亲杜太后刚去世的国丧期间，朝廷上下不准举行宴饮之类的活动。所以，我认为千百年来沿袭至今的“杯酒释兵权”之说，因出处不明，疑点甚多，在未取得确证之前，似不宜引用，否则容易使宋初收兵权的措施简单化、戏剧化，背离历史事实。于是写出了《“杯酒释兵权”说献疑》和《再论“杯酒释兵权”———兼答柳立言先生》两篇文章。文章发表后，在海内外宋史学界引起了关注，得到邓广铭先生与美籍华人刘子健先生等著名学者的赞同，并被一些宋史新著所采用。可见搞考证犹如老吏断狱，一定要有坚实、充分的证据，最好能取得反证。不能单用默证，说史书上没有记载这件事，就轻率断定必为虚假，这是很危险的做法。
金：在此之前，我对“杯酒释兵权”的故事也是深信不疑，今天聆听教诲，受益匪浅。您的考证方法也就是您的治学之道，也成了您的为人之道，是这样吗？我听周梦江先生说，他校注的《陈傅良集》，几十万字，他请您给审定，您也是通读全书，一丝不苟，字斟句酌，认真审阅，提出一些建议，作出客观公正的评价。这确实是我们晚辈的楷模啊！
半个多世纪以来，您教书育人，甘为人梯，愿为蜡炬，为国家培养了大批史学人才，如今可谓桃李满天下了。我想您带出的博士生也不少了吧，如今还带博士生吗？
徐：当教师就是要培养学生啊，这是教师的天职。承蒙厚爱，自1978年以来，我共带出硕士研究生27位；1986年起开始带博士生，到2005年带出博士生18位。他们分布在祖国各地，有的还有所建树，我也感到很欣慰，我已知足了。现在年龄大了，学校还想要我带，我说会误人子弟的，坚决不带。
金:我在采访中深深地感觉到,不论在做学问还是待人中,您总是那么的低调、平和、和蔼可亲,仿佛是秋天里的大山安静无语而又层林尽染，色彩斑斓。我聆听教诲，深有教益，谢谢您接受我的采访。
徐规简历：
1920年3月23日出生在平阳县江南区半浦村（今属苍南县龙港镇新兰村），初名毓珠，入学后易名规，字仲矩。
1939年在温州中学读完中学。1939年秋考上浙江大学龙泉分校。
1943年他的毕业论文《李焘年表》获得全国大学生论文优等奖，被当时浙江大学校长、著名气象学家竺可桢选派为洛氏基金研究员赴英国留学，后因故未能成行，就升入浙大研究院攻读研究生，师从宋史专家陈乐素。
1946年被授予硕士学位,毕业后留校任教。
1949年，浙江大学紧缩编制，历史系停办，徐规返回故乡，应聘在温州中学教历史。
1952年，浙江师范学院成立，重建历史系，要徐先生重返高校教坛,为此省教育厅三下调令，直至1954年夏，方能成行。
1958年，浙师院和新成立的杭州大学合并，定名杭州大学，后又与浙江大学合并改称浙江大学，徐先生一直在历史系任教。
主要作品：
半个多世纪以来，徐先生致力于中国历史尤其是宋史、中国古代史学等领域的研究，撰写了大量论著，为我国史学研究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他的大部分作品收集在《仰素集》一书中。今年3月，他校注的宋代笔记丛书《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已经是第二版。
主要成就：
徐先生是教坛德高望重的老前辈，他教书育人，提携后学，为我国史学界培育了一批优秀人才。1992年徐先生荣获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1997年国家人事部批准他为杰出高级专家，延缓退休，继续工作。2002年浙江大学对五位有突出贡献的教师，颁发该校最高级别的“竺可桢奖”，他是文科中惟一享此殊荣的教师。他历任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副所长、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古代史研究所名誉所长、中国宋史研究会副会长、岳飞研究会会长等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