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走！快走！”“留心！留心！”打着手电筒，急促的脚步踏碎了大山的宁静……2005年10月5日凌晨5时许，寒雾隐隐，露水重重，一步一滑。两名村民轮流背着昏迷不醒的村党支部书记郑九万，村委会主任刘建鹏在身边用力托护着，老支书妻子用手电筒探路，急得直抹眼泪。在下山的羊肠小道上，他们跌跌撞撞，汗流满面……
天明时，郑九万突发重病，生命垂危的消息传遍了浙江省温州市永嘉县山坑乡后九（‘土’加降的右边）（音gàng，山冈或狭长的高地之意）村。这个乡里最偏远的小山村，2005年全村人均收入2000多元人民币，不到浙江省农民收入平均数的一半。但乡亲们翻箱倒柜，一天之内竟凑了近7万元，用来付手术费。“我们就是讨饭，也要把九万这条命救回来！”村里能够走动的人，全都自发下山，带着水和麦饼，到医院守候。
一个普普通通的山村党支部书记病危，村民们为何表现出这等感人的同病相怜？
“我入了党，就要对得起党，就要为老百姓做事”
山路泥泞，茅草丛生，盘旋而上。2月23日上午，记者从永嘉县城出发，乘越野车在四五米宽的山路上颠簸着。
山路越来越陡，越野车左右摇晃，临窗一望，绝壁深渊，寒气四逼。路边十来个村民戴棉纱手套，着长筒胶靴，手握钢钎，在垒石填基。这条机耕路，长2.45公里，就是郑九万带领乡亲们，硬是从悬崖中开凿出来的。
车行两个多小时，终于到了后九（‘土’加降的右边）村。这里海拔800多米，四面环山，全村65户人家236人，高高低低地散落在山坡上。
记者沿着窄窄的山径，走到郑九万的家。这座黑乎乎的老房子建于1951年，三间两层木结构，黑瓦板壁黄泥地。记者走进屋细细打量，一间灶房，一间堆着农具，一间便是郑九万的卧室，全家惟一值钱的，是1991年购买的一台17英寸黑白电视机。板壁糊着报纸，一张30年前的婚床，一组木橱，木床的后边居然是一道完全通天的隔墙，透风漏雨，仅用旧篾席遮挡。女主人李金叶这样描述她的家：“白天风扫地，夜里月当灯。”
郑九万双鬓斑白，脸上皱纹深深，偶尔憨厚地一笑。他今年55岁，大病初愈，脸色有些黄。他与记者坐在一盆炭火旁，一边烤火，一边聊起自己入党的前前后后。
郑九万在村里是个热心人，当了多年的生产队小队长。1984年2月，他加入中国共产党。他的话很朴实：“共产党打下了天下，才有老百姓出头的日子。我入了党，就要对得起党，就要为老百姓做好事。”
那时的小山村，吃水贵如油，争水打破头。每逢干旱，村民天不亮就起床，到几公里外的山坑里挑水喝，一担水要挑一个上午。
1986年2月，郑九万成为村党支部书记。他上任的第一件事，就要解决村民吃水难。他拿出家里仅有的500元钱，又带着村干部挨家挨户做工作，村民每人集资50元，又动员大家做义工。不久，清洁的自来水在村里溅起了欢乐的笑声。
第二年，村里要争取通电。那一根根水泥杆要运上山，本该四人扛一根，郑九万为省劳力，自己以一当二，一人扛大头，走在后面。山路很陡，他就跪在地上，艰难地往上爬。这一年，50多根电线杆，从十几公里外一直连到村里，灯光照亮了每家每户，也照亮了村民的心。 最难的是修路。2002年初，他争取到村通机耕路项目的立项，要从悬崖峭壁上开凿出一条路来！全村每个人先筹100元，买炸药，租挖土机。男劳力自带工具义务出劳，其他人也要出工出力。郑九万把两个在外地打工的儿子叫回来，一起上了工地。
一天，郑九万和几个青年人抬石头，突然整个身子僵住，他早年落下的腰椎间盘突出症又发作了。当大家帮他按摩时，发现了腰部贴着的膏药，都心疼得直掉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