煤气价格一路狂飙，不少“老温州”不禁又回忆起当年费用低廉的烧煤球岁月。近日，记者走进那些零零散散位于市区城郊、还在继续生产煤球的煤制品厂，看着一辆辆运送煤球的木板车进进出出，仿佛又回到了远去的烧煤球年代。
本市城郊的一家煤球加工厂如今还在忙碌地生产着
如今烧煤球饭摊为主
原本以为煤球的身影已经退出了这座高楼林立的繁华都市，想不到在市区上陡门石沙码头附近，繁忙生产煤球的景象又在眼前出现。
1月9日，记者在市区上陡门黎二煤制品厂看到，三台生产蜂窝煤的机器正开足马力发出有节奏的“隆隆”声忙碌地生产煤球，10多辆运送煤球的木板车候在一边整装待发。该厂负责人陈先生告诉记者，该厂在1992年成立，每天生产煤饼15吨左右，最多时生产30吨，生意一直不错。临近年底，由于要放假，现正在加班生产。这些煤球主要销往城郊一些工厂和饭摊。50公斤煤球（大煤饼62个，小煤饼76个）售价18元。
据市煤炭商会会长林荣耀介绍，目前，温州市区的鹿城、瓯海、龙湾三区还有煤制品厂约50家，其中不少没有经营许可证，多为外来人员经营，因为“低、小、散”，根本没法管理。而在过去市民以煤球为唯一燃料的年代，其生产任务主要由市煤制品一、二、三厂承担。
前天记者专门采访了原市煤制品二厂厂长诸葛春香及有关负责人苏鹤弟等人，随他们走进远去的烧煤年代。
我是“毛巾厂”的工人
温州第一家煤球厂——温州国有煤球厂于1957年下半年建厂，建厂创始人是胡荣樨，次年诸葛春香即到该厂工作。此前温州人日常生活中的燃料还是烧木柴和木炭，为了推广烧煤，煤球厂负责人及工人到处宣传烧煤的好处。而当时的煤球为实心小煤球，需要将原煤捣烂后制成煤球，将煤球烘焙干后出售。生产全是手工，几乎没有技术含量。
当时建厂时因为工人不够，一些别的单位因其他原因而转岗的干部、解放后受到重新教育的“小资本家”被安排到煤球厂工作，另外还从国营理发店、火柴厂等单位调人过来加入生产队伍。由于在煤球厂上班既脏又累，工人们都觉得脸上无光。很多工人当遇到别人问起在哪里工作时，便含混不清地故意压低声音说“煤球厂”，而新建的煤球厂知名度不高，加之温州话“煤球厂”和“毛巾厂”谐音，询问者常常会听成是“毛巾厂”，于是就说“毛巾厂！好！好！”而煤球厂的工人也巴不得别人听错，并不更正，只是顺水推舟“唔唔”地答应着。
采访中，“老温州”们还说了几个与煤球厂有关的笑话，其中有一个就比较经典：以前如果谁家生了小孩脸上皮肤长得黑，亲朋好友们都会开玩笑地说“这小孩以后肯定可以到煤球厂工作”，以此讨个口彩，因为那时的人能到国营厂工作是件很了不起的事情。
煤荒时节引市民不满
1962年，为扩大生产，温州煤球厂改制一分为三：市煤制品一厂、二厂、三厂。煤制品已经基本上融入了市民的日常生活。
然而“文革”开始后，煤制品的生产秩序遭到破坏，外面的原料煤运不进来，1967年之后的一年多时间里，一度出现“煤荒”。市民买不到煤，只好去“抢煤”，就是自备工具将煤“抢”来装到麻袋里，然后去交钱，也不需煤制品厂生产了，自己拿回去加工。当时还流传顺口溜：祖孙三代为买煤，半夜三更去排队，三天三夜买不到，受罪！当时自来水也很紧张，所以有“坐下捣煤，站着等水”一说。这句话用温州话念就是“坐下倒霉，站着等死”的意思，表达了当时群众对缺水断煤状况的严重不满情绪。
当时的“煤老虎”余昌福，是燃料三店的负责人，利用运输队将煤垄断，独霸一方，煤只卖给关系户和开后门的人，一时民怨沸腾。其后，温州政府部门发觉到事态的严重性，一边狠抓生产，一边大力整顿煤市场的秩序，余昌福也被执行死刑，还安于民。
为了减少损耗、节约能源，1971年市煤制品二厂引进设备开始生产大煤球（即蜂窝煤饼），1972年在全市推广普及。
1972年之后，温州开始使用煤票（计划票）。煤票同粮票、布票、糖票、肉票等诸多票证一样，陪伴温州人走过20年的岁月，直到1992年包括煤票在内的各种票证完成计划经济时代的使命，退出历史舞台，其间发生许许多多的故事，深深地烙在了那一代温州人的记忆里。
家家户户改装煤灶
在烧煤球之前，当年温州普通家庭做饭烧水的燃料基本上是木炭和柴草，那时主要靠市区西郭的青田人划着舢板船儿来卖柴，居民家的灶台也跟农村里的一样是“柴灶”。后来随着煤球的普及应用，温州老城区居民家的灶台也因此面临着一场“改革”，就是将它改造成“煤球炉”。
今年78岁的胡力西老人曾经是家喻户晓的水泥匠，很多生活在温州老城区的“老温州”们几乎都知道他的大名。胡老伯之所以有名，是因为他当年是温州老城区里第一批寥寥几个能做煤球炉灶的“老师头”。在居民们刚开始改烧蜂窝煤的时候，家家都面临着一个难题：这煤球灶应该怎么弄才能让煤球生得着火。当时只会做砌墙、摆瓦等泥水活的老胡意识到这是一门新技术，于是把自己关在屋里对自家的灶台做起了研究。经过几次试验，他终于掌握了配有烟囱、煤球窝、炉洞门的新式煤球炉技术。老胡先是给邻居家的灶台进行改装，成功后一传十、十传百，很多人都慕名上门请老胡给他们改装煤球灶台。老胡说，那时他接的做灶台的活一年接到头，忙都忙不过来。后来，老胡带出了一批徒弟，专门给人家砌灶台。
上世纪90年代之前的温州老城区，每家每户每天都会倒掉一大盆的煤球灰，以至后来煤球灰在市区的河道、小巷等处越积越多，环境受到严重影响，市政府部门不得不做出了市区居民户禁止烧煤球的规定。
生煤球炉很恼人
在烧煤球的那个年代，人们一日三餐总要围着煤球炉转，在那时，生煤球炉可是一项恼人的家务活。
每天早晨起床后，人们的第一件事是扒开煤球炉，看看昨夜封存的炉子里是否还尚存一丝红火，不要小看这一丝红火，它可是全家一天三餐的依靠。如果没有了这一丝红火，那就赶紧找些废纸、干柴或者木炭什么的，用火柴一点，拿着芭蕉蒲扇一股劲地往炉门里扇。顿时，浓浓的烟雾袅袅升起。清晨，当你漫步在温州老城区的大街小巷，四处闻到的都是那呛人的烟味。这“生炉子”的活，至少要占据做早餐一半的时间。早餐后，人们又得将炉子封好，因为中餐、午餐还要靠它呢。
中午，大家下班一回到家的第一件事也是拔炉门，看看那封着的炉子是否“一丝尚存”。几乎所有的煤球炉都有一个怪脾气——刚打开炉门的一段时间里，它不会马上燃起火焰，人们必须用力地扇动芭蕉蒲扇，以最原始的鼓风方式来“伺候”它。每家每户皆如此，人们一直在重复着这简单而平凡、原始而恼人的家务活。
“二”字煤球风光一时
从1982年开始，煤制品生产步入良性发展阶段。当时生产工艺、质量和效益最好的温州煤制品二厂（人称“二煤”）也进入十年黄金期，1986年，该厂平均月产煤制品6000吨，最多一月达到8000吨。而1995年，更是盈利308万元。
由于“二煤”生产的煤球产品质量优良，一时很多私人小作坊竞相仿冒，以次充好，市场上一度出现了“假煤球”，这种煤球掺了太多的黄泥，很不耐烧，让市民们深恶痛绝。无奈之下，“二煤”在煤饼上印上“二”字标志，以防止市场上假冒伪劣的煤球产品。这是当时“二煤”在全省煤制品行业中的一大创举，还在全省相关会议上做过经验交流。
效益好了的“二煤”先后修建了食堂、浴室、健美房、集体宿舍，职工的待遇明显改善，全厂工人达到200多人。要进“二煤”已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了。姑娘们下班后，在浴室洗澡后，花枝招展地走出去，扬眉吐气，大大方方承认自己是“煤球厂”的人。两个30多岁的大龄男青年在分到厂里一间集体宿舍后，当年就娶了老婆。
1990年，煤制品二厂还投资90万元买了1000平方米的房产，在当时可谓是最有觉悟的房产投资者了。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处于黄金时期的市煤制品二厂
液化气“气”走蜂窝煤
1997年是温州煤制品厂的转折年，这一年液化气大规模进入市场。
由于城市里的高楼大厦越来越多了，干净、卫生、热效好的液化气开始普遍被千家万户接纳，那熊熊的火焰，可让人在短时间里，完成一桌丰盛的佳肴，既干净又利落。而“效率”不高的煤球也从曾经的“主导地位”到销声匿迹，留给煤球的生存空间只能停留在那些餐饮店。短短的几年后，家家户户都用上了液化气炉。从此，人们再也闻不到生煤球炉时那股呛人的烟味，再也体会不到煤球炉带给人们生活的烦恼。
从1996年开始，曾经效益非常好的煤制品二厂的当年利润只有60万元，而1997年则基本没有盈利，当年下半年即处于半停产状态。1998年3月，二厂旧厂拆迁，部分员工分流安置。目前二厂还有员工50多人，主要经营煤炭运输业务。
据市煤炭商会会长林荣耀介绍，目前温州煤制品市场年用煤量在10万吨左右，主要为城郊工厂、餐饮用煤。而工业用煤量每年为200万吨，这也是市燃料有限公司的主营业务。
家家户户烧煤的年代一去不返，留给人们生活发生巨变的记忆。如今，人们已习以为常地过上了液化气炉的生活，却早已遗忘了煤球炉时代。
□商报记者文香哲 金俊
